球速体育,球速体育官方网站,球速体育APP下载1955年秋天，北京怀仁堂里，授衔典礼正在进行。礼堂内灯光明亮，勋章在灯下熠熠生辉，走上台的许多将领，很多人都曾在长征路上与死神擦肩。有意思的是，在那份庄严的授衔名单之外，还有几个名字，始终被一些老红军轻声提起，其中就包括一个早已留在1934年秋天战场上的人——洪超。
这位在26岁时就牺牲的红军师长，没有等到1955年的辉煌时刻，却在不少老战友心里占据重要位置。多年以后，当时已年过古稀、经历了命运起伏的彭德怀，再次提到长征时，提到的不是自己，也不是那些已广为人知的将领，而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“不要忘记长征牺牲的第一个师长。”
时间向前拨回到1926年，湖北黄梅的乡村还算平静。北伐军由南向北推进，宣传队走村串户，讲的是“打倒军阀”“土地革命”这些新鲜词。17岁的洪超，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走上前台，很快成了当地儿童团的团长，带着一群孩子传递情报、张贴标语。
气氛转折出现在1927年。蒋介石在上海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，大肆屠杀人，风向骤变，很快就吹到了乡村。地方地主恶霸“反攻倒算”，一切与革命沾边的青年，洪超首当其冲，被人抓了起来。
为了立威，这些人手段极其残忍。洪超被五花大绑，拖到晒谷场上来回拖曳，粗糙地面把他的皮肉撕开，血迹一路拖出长长一片。还不止如此，有恶霸把他绑在树上，用刀乱砍双臂，鲜血直流。换做一般人，只怕早已哀求认错，但洪超一句软话都没有。
折磨过后，他被关押起来，准备择日秘密处决。地下党得知消息后，不得不说反应极快，冒险组织力量，把他从死亡线上硬生生拉了回来。这一段经历，在后来很多老红军的回忆里，都被当作洪超意志的“第一次淬火”。
获救后的洪超没有退缩。1928年，他追随朱德，参加湖南起义，同年正式加入中国。4月，朱德、陈毅率部上井冈山会师，洪超也在队伍之中，真真正正成为红军的一员。井冈山的斗争环境十分艰苦，但对这位青年战士来说，却像是找到了归宿。
朱德对人一向看得极细。作战中的洪超头脑灵活，胆子很大，而在纪律和立场上又很坚定，这些都被朱德看在眼里。为了重点培养，朱德把洪超调到身边，当起了自己的警卫员。警卫员的工作，并不只是端枪站岗，还要随时观察、传达、执行命令，接触的情况比普通战士复杂得多，对一个年轻人的锻炼也更全面。
1928年底，形势变化，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。为了加强留守苏区部队的力量，从红四军抽调了部分能打、会打的干部，充实彭德怀部。就在这批干部中，洪超被点名调往彭德怀麾下，担任参谋，从此成了彭德怀部队里的重要骨干之一。
之后几年，红军在湘鄂赣一带浴血奋战。洪超跟着彭德怀南征北战，在一次次战斗中不断成长。从基层干部到指挥员，他不仅能冲锋在前，还能在复杂地形和敌情下谋划战术。这种“又敢打又会打”的特点，使得彭德怀对他格外看重。
1932年，草台岗战斗异常激烈。冲锋时，洪超身负重伤，左臂遭到严重创伤，最终不得不截肢。从此以后，他只能带着一只右臂继续战斗。这在常人看来已经是终身残疾，但在他和身边战友眼中，却似乎只是“从此打枪换一边”的问题。
失去左臂，并没有改变他在战场上的习惯。1934年1月，红军在福建沙县作战，任务十分艰巨。洪超照样跑在最前边，举着手枪带头冲锋。进城那一刻，他仍然是最先冲进敌人防线的那一个。沙县之战最终取得重大胜利，被认为是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中难得的好仗之一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一年，洪超只有二十六岁，却已经是名震一方的红军师长人选。
同年夏天，高虎脑战斗又打响了。洪超指挥部队和敌人血战三天三夜，最终歼敌三千多人，战果十分突出。他本人因此获得二等红星奖章。这是一枚极其珍贵的功勋奖章，当时不少老红军都清楚，这种级别的荣誉，只会授给那些在战功和品格上都经得起检验的指挥员。
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利后，局势陡然紧张。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，历史上称为“长征”。对外界而言，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撤退，对每一个红军指挥员来说，更是一次生死未卜的大转折。
10月20日，根据和彭德怀的部署，时任红四师师长的洪超奉命率部向江西信丰县百石村方向前进。那一带地形多山，村落分散，本来就不好打，偏偏粤军在百石村一线设下了第一道封锁线，企图在这里卡住红军前进步伐。
抵近之后，前沿侦察员带回消息：敌人在村子周围建立了多道封锁线，碉堡星罗棋布，兵力也不算少。如果硬拼，代价肯定不小。洪超和师政委黄克诚，在简单的地图和地形素描前反复权衡，屋里气氛压得很低。
沉默片刻后，洪超开口，说得很直接：“黄克诚，不能拖了，拖得越久，敌人就越多。这样，我带十团从正面打，你带两个团从侧翼掩护，抓紧把封锁线撕开。”黄克诚点头应下：“好，就按这个来。”双方就这么在简陋桌案前，把一场恶战的框架定了下来。
1934年10月21日上午十时，百石村上空传出第一声炮响。洪超亲自带领红十团向敌人阵地发起进攻。因为长期在彭德怀部作战，红四师的战士多数训练有素，攻击一上来，气势就压住了对方。
战斗中，粤军一个营企图从外侧增援百石村防线，却被黄克诚率部迅速截住，在侧翼打了个措手不及。这一下，敌人外线被撕开一角，百石村守军的心理压力陡增。
在洪超身先士卒带动下，红十团猛攻不止，很快就把外圈阵地压垮一大片，大约两百名粤军缩进村内碉堡等防御点负隅顽抗。红军包围圈逐步收紧，形势看上去似乎对己方有利。
考虑到党的政策和争取俘虏的需要，洪超并没有急着下最后的总攻令，而是先后派出数名战士前往喊话，动员敌军投降，说明“放下武器，优待俘虏”的政策。令人意外的是，对面拒不投降，甚至在劝降过程中开枪打死了红军战士。这种挑衅，让前沿阵地上的情绪一下子就被点燃。
看到战士倒在敌人枪口下，洪超面色铁青，下令对负隅顽抗的敌人予以彻底消灭。就在这个时刻，一颗敌人射来的流弹击中了他的头部。中弹瞬间，他倒在战友身边，鲜血迅速浸染了军装。
闻讯赶来的黄克诚很快抵达前沿指挥点，只见洪超已经奄奄一息。黄克诚俯身去听，他只勉强听清洪超挤出一句：“不要管我……继续进攻。”话音微弱，却格外清晰。说完这句话，洪超便再也没有睁开眼睛。
师长牺牲的消息，很快在阵地上传开。战士们情绪几乎到了失控的边缘，他们端着枪，毫不顾及自身安危地冲向敌人阵地。炮兵连也把怒火倾注在炮口之中，对着敌人火力点连续开火。很快，百石村一线敌军被全歼，封锁线被撕开，为大部队继续突围创造了条件。
消息报到军团机关，彭德怀沉默了很久。据当时在场的老战士回忆，彭德怀在军团会议上特意提到洪超，语气异常凝重，强调全军必须学习这种“不怕牺牲、敢打硬仗”的精神。他很清楚，这不仅是对一位师长的评价，更是对即将面临漫长长征的全体指战员的警示。
有些老红军后来私下议论时，会说一句：“要是洪超活到解放后，大将军衔很难说，上将总是跑不了的。”这种说法当然带有一定感慨的成分，但也从侧面说明，在当时的红军体系内，洪超的军事才能和威望已到了什么程度。
从时间上看，1934年10月的百石村战斗发生得很早，在长征大幕刚刚拉开时，洪超就倒在了线的路上。他也因此成为在长征途中牺牲的第一个红军师长。这一身份，后来被很多研究长征的学者单独标注。
几十年之后，1974年11月，身患重病的彭德怀在北京病榻上度过最后的日子。这个时候的他，已经历了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，也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荣光与坎坷。临终前的几次清醒时刻，他仍然会回忆长征，会提到那些已远去的身影。
据身边人员回忆，彭德怀在某一次神志较清的时刻，脸色凝重地说了一句：“不要忘记洪超，他是我们红军在长征路上第一个牺牲的师长。”短短几句话，既是交代，也是铭记。对于这位经历过无数大仗硬仗的老将军来说，有些名字，显然不希望被后来人淡忘。
长征并不只是数字意义上的“二万五千里”，更是一次漫长而残酷的生死筛选。有意思的是，人们往往记住了战略大转折、重要会议和著名战役，却不总能说出那些倒在途中高级指挥员的名字。但事实上，能够走上军团、师团级岗位的干部，一旦牺牲，其影响在当时是极其深远的。
在这些人当中，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，是绕不开的一位。1934年11月，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苏区突围，开始独立长征。当时的主要领导，是军长程子华、副军长徐海东和政委吴焕先。这支队伍人数不算多，却肩负着在敌后机动牵制的重任。
1935年，为配合中央红军北上，红二十五军挺进豫陕边一带，辗转于敌军重围之间。为了吸引敌军注意，减轻中央红军压力，他们频频出击，打出声势。8月，在一次重要战斗中，红二十五军遭到军突然袭击，形势险恶。
为了抢占制高点，吴焕先带着身边警卫一路向前。他本可以站在更后方指挥，但仍旧选择靠前。就在他带队攀上高地、准备继续组织火力时，敌人密集射击扑面而来，吴焕先不幸中弹牺牲。那一年，他只有三十出头。政委阵亡，对一支长征中的红军部队来说，既是组织上的损失，也是精神支柱上的巨大打击。
后来的研究者曾指出，如果吴焕先能够活到全国解放，以他在鄂豫皖苏区和长征中的表现，大概率可以进入开国将帅的高序列。有人推测，说大将很可能，上将更是很有把握。这种推测，虽带有“事后诸葛亮”的味道，却也说明当时的红军内部，对这位年轻政委有多高的评价。
再把目光转向中央红军主力，1934年11月的湘江战役，是长征中最惨烈的一幕之一。中央红军为了突破设置的四道封锁线，被迫在湘江两岸反复血战，主力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到三万左右。能在这种局面下承担关键任务的，必定是最硬的部队和指挥员。
红三军团所属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，就是在湘江战役中完成自己最后一段征程的。根据史料记载，1934年11月，为掩护中央机关和主力部队渡江撤退，红三十四师担任断后任务，必须死死咬住追击的敌人。对任何一支部队来说，这样的任务几乎等同于“用血肉为大部队铺出一条路”。
战斗极其惨烈，陈树湘带队与敌人反复拼杀，最终因腹部中弹被俘。敌人得知自己抓到的是红军师长，打起了“立功”的主意，准备押送他去长沙邀功请赏。一路上，陈树湘伤势恶化，肠子外溢，痛苦可想而知。
据当时参与押解的敌兵后来回忆，当押送队伍行至途中时，陈树湘突然伸手，从伤口处将肠子掏出，用力一绞，当场壮烈牺牲。那是1934年12月18日，这位红军师长年仅29岁。关于这一细节，史料有不同版本，但“负伤被俘，途中自尽，誓死不屈”的事实却是明确的。
在长征路上，像洪超、吴焕先、陈树湘这样的高级指挥员，并非只有这三位。他们的共同点有几条：多数年龄不大，却已经承担起极高层级的指挥任务；几乎都在最关键、最危险的时刻站在最前线；牺牲地点往往恰好处在战略转折点或生死关头上。这种集中牺牲，很直观地说明了那场大转移的艰难程度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长征并不是孤立事件，而是整个中国革命战争的一部分。从井冈山到鄂豫皖，从中央苏区到陕北，每一次大的转移、每一场关键战役，背后都站着许多名字。只是有的后来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“开国将帅”，有的则被长长的将帅名单遮掩在后面，只有翻阅战史和回忆录时才会被重新看见。
洪超之所以被彭德怀在晚年特别提起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牺牲的时间节点和位置，带着一种象征意味。他是长征路上第一个牺牲的红军师长，这个“第一个”，既是冷冰冰的时间顺序，也是一个标记，标记着从那一刻起，红军为走完这条路要付出的代价，会远超一般人的想象。
1974年的北京，已经进入深秋。此时的彭德怀，年逾七十，身患严重疾病，住在总医院。回顾他的履历，从1928年上井冈山，到1930年代在湘鄂西、湘鄂川黔开辟根据地，再到红三军团长征、抗战时期指挥百团大战、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国防部长，这些经历在任何一本军史著作里，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章。
然而，晚年的彭德怀，生活走得并不顺利。因为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，他曾遭受严厉批判，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冷落和折磨。身体在病痛中迅速衰弱，精神上也承受着巨大压力。在这样的境遇下，他本可以只关心自己的命运，却仍时时想起战火纷飞年代的一些人和事。
据在场人员回忆，在某次病情略有缓解、思路清晰的时候，他缓缓提起了“长征”二字，随即提到了洪超。那句“不要忘记洪超，他是我们红军第一个牺牲在长征路上的师长”，并不是随口一说，更像是一种刻意的叮嘱，甚至可以看作是对后人应当如何记忆长征的一种提醒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彭德怀和洪超的关系，并不只停留在“上下级”这四个字上。自从洪超从红四军调来彭部任参谋起，两人一同经历了多次战斗。草台岗、高虎脑这些战斗，既磨砺了洪超，也让彭德怀对他愈加器重。到了1934年，洪超已是红四师师长，和黄克诚搭档指挥。这样的搭配，在当时的红军序列中，已经属于极为重要的战斗组合。
从指挥体系角度看，师长的牺牲，对军团构成极大打击。对彭德怀这种重视干将的人来说，这种损失更有切肤之痛。百石村战斗之后，他在军团会议上强调要学习洪超精神，这既是战时的动员，也是对一位得力干将的公开肯定。
三十多年过去，彭德怀身体已经大不如前，但对这段历史的记忆却并未随时间淡化。不得不说，在经历了和个人遭遇的重压之后，他仍然把注意力放在那些牺牲的战友身上，这种情感本身，就带着一种极强的忠诚感——忠于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，忠于那支从死亡与饥饿中走出来的队伍。
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，彭德怀临终前提到的这句话，其实也提供了一个观察长征的切口。人们习惯于讨论长征的战略意义、路线选择、重要会议和领袖决策，这些固然重要。但如果只看这一层，很容易忽略无数在途中牺牲的指挥员和普通战士的具体命运。
试想一下，26岁的师长、29岁的师长、三十出头的军政委，一个又一个倒在冰冷的江边、陌生的村庄或荒僻的山谷里，他们原本都有可能参加1949年前后的解放战争，也有机会站在1955年的授衔典礼上。但因为在1934、1935年的某个时间点选择了坚守战位，他们的人生就停在了那个瞬间。
洪超、吴焕先、陈树湘等人，并不是个例。他们的经历，折射出的是一个时代的整体面貌：青年知识分子、农家子弟、旧军队出身的士兵，在动荡的年代汇聚到一支队伍中，为着一个共同目标奔行。长征路上留下的尸骨里，有不少属于这样级别的指挥员，这一点往往比数字更能说明问题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彭德怀晚年的那句叮嘱，不仅是私人的怀念，更像是一种记录方式。他没有去复述战史上已经写得很详细的大会战、战略决策，而是点出一个具体名字，让后来的研究者和读者沿着这个名字再看过去，会发现长征不仅有路线图，还有一张张面孔。
历史终究是由人构成的。长征能走完，靠的不只是路线选择，更靠那一代人不计个人前途的决断。洪超在百石村前线说的“不要管我继续进攻”，与彭德怀病榻上的“不要忘记洪超”，从时间上相隔四十年，从场景上一个在枪林弹雨，一个在静谧病房，却意外形成了一种呼应。这种呼应，本身就说明了一些问题，也为理解那一代人的精神状态，提供了一个颇具分量的注脚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