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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5年夏末，重庆嘉陵江边的山风依旧潮湿，一辆不起眼的吉普车在红炉厂半山腰停下，一个身材不高、戴着眼镜的军统军官拎着公文包下车，这个人叫沈醉。那天，他被派去做一件看似普通、实则意味深长的事——再去谈一谈那位从皖南走出来、已经被囚禁五年的新四军军长叶挺。
这场会面表面上是礼节性的探视，背后却压着多方的算计。抗战已近尾声，国共和谈在即，政治犯的去留，牵动局势。军统想知道，这位倔强的囚徒，一旦获释，最先会走向哪一步路、说出哪一句话。因为在此之前，监狱里的军官被释放，多半会先找家人、吃一顿好菜，或者谋个位置，图个安稳。对于叶挺，他们以为也不过如此。
有意思的是，这个问题的答案，后来不仅让沈醉愣住，也让军统头子戴笠一时说不出话来。而如果把目光从这间小小的监房拉长，从1927年到1945年，从广州到莫斯科，从欧洲街头到皖南山林，那句平静的回答，其实早已埋下了伏笔。
1927年12月11日，广州城内枪声大作，工农革命军高举红旗发动起义。短短几天之后，起义失败，街巷染血。反动派四处搜捕人和起义骨干，名单上赫然有一个名字——叶挺。
那段时间，他不得不装成盲人，在街角摸索前行，几经辗转逃到香港。身边的人都知道，这位北伐名将、黄埔名师出身的新锐军官，其实完全可以选择另一条路：留在部队，戴上勋章，照样前程光明。但他偏偏挑了最难的一条，而且一开始就付出了惨痛代价。
外界对广州起义的评价相当高，舆论多在称颂其勇烈和规模。叶挺心里明白，这次起义虽然失败，却不是白费力气。可现实有时就是这么冷硬——党内因起义决策上存在争议，给他的结论并不好听：留党察看半年。这种处理，换作哪个血性军人，心里都会堵得慌。
1928年，他接到组织让他去苏联“休养”的通知。这个消息多少算是一点安慰，他没有犹豫，赶紧动身前往。到了苏联之后不久，中国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，其中自然要讨论广州起义。会场上肯定了起义的意义，却始终没有为他正名，这一点，像一块石头压在他心口。
叶挺性格里，本就有股直来直去的劲，又被王明等人的说法一刺激，心里的失望更浓。不到两年，他愤然离开莫斯科。周恩来后来为这件事专门说过一句话：“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申冤。”这句话说得不重，却透露出当时内部认识上的偏差。
离开苏联后的叶挺，整整有几年仿佛被扔进了阴影。1928年秋，他到了德国柏林，失去联系的他只能靠打工、做点小生意维持一家人的生活。那时的北伐名将，干过什么活？帮人搬东西、跑腿，能接什么就接什么，既谈不上体面，更别说荣耀。
1929年，他又去奥地利维也纳，后来转到法国巴黎。那几年，生活窘迫到什么程度？有时候接不到活，他只好帮农场主收水果，或者摆小摊。日子紧的时候，只能在菜场里捡别人不要的蔬菜，洗干净，腌成咸菜。试想一下，当年率兵纵横沙场的军长，在异国街头为一筐烂菜叶子盘算，这种落差，不是一般人能熬得过去的。
遗憾的是，这种困顿并没有让他对国内事务淡漠。他每天想办法找报纸，哪怕是几天前的旧刊，也要一字一字看过去。可远在欧洲，消息往往迟到，很多国内重大变化，他都是隔几周、甚至隔几个月才知道一点皮毛。这种“看得见火，却够不着水”的无力感，对他来说是一种折磨。
1932年秋，叶挺带着妻儿回到了澳门，结束了五年的漂泊。这个决定，并不是为了谋个好职位，而是因为他实在放不下国内正急转直下的局势。那时候，日本侵略步步紧逼，东北早已沦陷，华北局势紧绷，民族危机显而易见。
他的行踪一传出，内部一些将领立即动了心思。陈诚等高级军官纷纷来信，开出诱人的条件，邀请他共事，保证高官厚禄。叶挺当然知道，对方打的是什么算盘——无非是想让他披上军服，转过头来对准。
他的态度却很干脆，回信不多，意思却很清楚：可以谈抗日，不能谈“剿共”。官职再大，只要目的不对，一概拒绝。
没多久，广东地方势力中的陈济棠也坐不住了，专门派副官带礼物登门，信写得客气，话说得委婉，核心意思还是希望他出山，从旧路径走。叶挺把礼物退回，让对方捎话：“回来是为了抗日救亡，不是为了谋官职。”又加了一句关键的：“只要你坚持路线，我们就不可能合作。”
这种分寸拿捏得很清楚：人情照顾到了，但政治立场半步不退。陈济棠见他毫不松口，也就只好罢手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叶挺对身边亲属要求同样严苛。他的侄子叶钦在军中混日子，他直言不讳地说：“回老家种地，也比在那里强。”话不多，却把态度摆得明明白白。
回到澳门后，叶挺既不肯投靠，也还没有顺利恢复和的组织联系。他只能频繁往返内地和香港，一边打听老战友的下落，一边关注党的动向。这种等待，说长不算长，说短也绝不好过，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。
1933年，他终于得到一点消息——当年的一位老战友正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。他当即写信，希望对方能来澳门一见。可地下工作安排紧张，那位老战友根本抽不开身，只能婉拒。但党组织知道叶挺的情况后，认真研究了一番，觉得这个人不能丢，也不能放任不管。
不久，中央派了上将张云逸来到澳门，与叶挺会面。张云逸代表组织转达了一个明确态度：叶挺的贡献不会被忘记，过去的误解有待慢慢纠正，希望他静候时机，准备在新的局面中再度出山。当时抗战尚未全面爆发，一切还在酝酿阶段，但这次会面，意义不小。
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，全国抗战进入全面阶段。民族存亡摆在眼前，国共关系发生重大变化，合作抗日成为大势所趋。就在这个背景下，叶挺再次站到前台。周恩来找到他，提出一个构想：借由他的名望和资历，出面筹组一支新型抗日武装——新四军。
叶挺认同这个思路。于是，他通过陈诚向蒋介石提出请求，希望组建新四军，开辟南方抗日战场。这支部队名义上隶属国民政府，骨干却大多来自原红军游击队和领导的地方武装。很关键的一点在于，军长由叶挺担任。
新四军成立后，叶挺以军长身份长期活跃在华中抗日前线。对蒋介石来说，他的存在是一把双刃剑。一方面，叶挺是北伐名将、旧军界圈子认可的人，由他统率的新四军可以对外撑起“国共合作抗日”的招牌；另一方面，叶挺也与关系密切，政治立场清楚，在执行作战部署时，未必会完全听从军令部的“统一安排”。
这种矛盾，使得双方关系一直紧张。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，蒋介石一步步把重点从“抗日”转向“防共”，特别是对新四军的部署，处处设限，频频挑衅。这种情势之下，皖南事变的爆发，并不出人意料。
1941年1月，新四军军部及部分部队按命令自皖南北移，却遭到了早有准备的军重兵包围。战斗从1月6日开始，连打八昼夜，战况惨烈。叶挺身为军长，始终处在突围队伍之中，既要组织抵抗，又要寻找突围机会。
到1月14日左右，形势越发危急，部队伤亡惨重，弹药严重不足。在这样几乎无路可走的情况下，他带着随从下山，试图与对方谈判，希望为残部争取一线生机。结果一出面，就被扣押。
这一步，既是为了战士性命，也是他人生轨迹的巨大转折。从那一天起，他落入蒋介石之手，一关，就是五年多。
蒋介石早在北伐时期就注意到叶挺，对他的军事能力和威望都颇为看重。多年间，不止一次想把他拉回阵营。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之后，蒋介石更是动过心思，希望他把这支领导的部队调往对日军力最强的战区正面，借“抗战”之名削弱新四军的有生力量。不过，这些安排都没有得逞。
皖南事变后，叶挺自己送上门来，蒋介石心中自然动了别样打算。奇怪的是，他并没有按常规将叶挺送上军事法庭，公开定罪，而是关押审查，反复试探。这种处理方式，本身就说明他还在盘算如何利用这位“囚中名将”。
叶挺被押送关押之后，蒋介石的“工作”也随之展开。最先出场的是老同学顾祝同。当年两人同在保定军校受训，在旧军界属于同一批人。蒋介石有意利用这层关系，希望能以“老同学”的身份做劝说工作，让叶挺写一份声明，把皖南事变的责任全部推到身上，特别是往项英身上压。
一开始，顾祝同的打法很“温和”。宴请、寒暄、旧事重提，先把气氛拉近。叶挺对这类场面并不陌生，他也没有当场翻脸，只是在心里把这一切看得明明白白。
某次酒桌上，顾祝同话锋一转，直奔主题。他把蒋介石的意思说得很明白：“委员长在电报中说，只要你声明皖南事变的起因在于负责人项英不服从军令、政令，就可以恢复自由，还可以让你在第三战区担任副司令长官，一起合作抗日。”
听到这话，叶挺压了半天的怒火，再也绷不住。皖南事变中，新四军伤亡惨重，项英等指挥员也历经艰险，他自己更是亲眼看着部队被撕碎。现在却要他在纸上写几行字，把责任甩给自己的战友和领导，把血的代价变成一纸“错误承担”，这在他看来，完全是另一种背叛。
他当场反问：“为什么要把责任推到项英身上？这笔账，该怎么算心里清楚！”顾祝同见他情绪激动，还试图软化语气，甚至带着几分劝解意味：“希夷呀，你又不是员，何必替人受过呢？只要你声明责任不在政府，而在，就可恢复自由，还有官职。”
这句话，暴露出他们看问题的方式：在他们看来，只要不是正式党员，政治立场就可以摇摆；只要有足够的利益，就能换来一份“声明”。可叶挺对自己身份的理解，显然不是这么算账的。
他拍案而起，话说得很硬：“要砍脑袋就砍！我叶挺这个人，你们也算了解，头可断，血可流，志不能屈！”这几句并不是为了说给谁听，而是对自己多年来信念的一次重申。
顾祝同见软硬都不行，只好收回攻势。回到监房，叶挺冷静下来，仔细回想这段时间顾祝同和军统特务的一举一动，很快就看穿了更深一层的用意。他知道，蒋介石此时的真正目的，是想让他站出来指责和新四军，这样既可以在政治上打击，又能对皖南事变的责任做一番有利于自己的“定性”。
他心里也很清楚，对抗下去，无非两条路：要么像好友邓演达那样，被秘密处决；要么像张学良一样，被长期软禁。但无论走向哪一条，他不打算在关键问题上退半步。
在这种心理准备下，他刻意用一些方式提醒和鞭策自己。一天，他在监狱窗前，用指节在玻璃上刻下“坐牢一个月，胜读十年书”几个字。又在墙壁左侧写下“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”。这些话既是自警，也是宣示。他很清楚，关押时间拖得越长，各种手段就会越细腻、越隐蔽，意志若不时刻绷紧，很可能在某个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上被撕开一个口子。
为了进一步施压，顾祝同还通知叶挺的亲属前来做“说客”。在他们看来，亲情往往比威胁更容易动人心。叶挺对这种安排心里十分反感，觉得这是在利用家属的感情来动摇他的信念。他没对亲人发火，却在之后深夜里反复思量：自己身为军长，在皖南事变中未能保护好部队，本就愧对新四军的官兵，如今再对信仰动摇，那就不仅是愧疚，而是彻底的失节。
农历正月，他在月光下提笔写信给蒋介石，字里行间提出了一个沉重的请求：愿“以死为部曲赎命”。意思很直接——如果非要处决，就拿他一个人的命来交换被俘的新四军官兵，希望对他们从宽处理。与此同时，他再一次明确表态：绝对不会发表任何声明。
这封信发出后，足足过了五个多月，蒋介石才作出新的安排。表面上说要把叶挺送往重庆“商议”，途中在桂林却突然一转，被移交给军统桂林办事处，关进一个山洞式的秘密监狱。
这个山洞光线昏暗，与外界几乎隔绝，心思稍弱的人，很容易在这样的环境中崩溃。叶挺看得懂这一手，这是借“苦役”消磨他的意志。于是，他作了一个不算寻常的选择——买了一只羊。白天，他牵着羊到外面放牧，靠羊奶补充营养；晚上，他尽可能地看书看报，把有限的文字当作与外界沟通的唯一方式。
这一段被隐藏的日子前后五个月。等蒋介石觉得他“吃的苦差不多了”，才同意让他转往重庆。
到重庆之后，待遇一变。军统在照顾上安排得极为殷勤。叶挺被安置在一栋洋房内，吃喝讲究得多。沈醉奉命前来招待，每次见面都笑脸相迎，说话间不离一句：“叶局长，戴局长说了，你缺什么就提，不必客气。”话说得很圆滑，目的是让他明白：只要态度软一点，生活马上可以改善不少。
叶挺心里明镜似的，这点好吃好喝，不过是施压方式换了一种包装。他知道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。
刚到重庆那几天，生活看似宽松了一些，但军统并没有放松政治上的试探。两天后，沈醉带着理发师、提着新衣服上门，说是要“改善精神面貌”。他语气很客气：“重庆夏天很热，不理发会长虱子，也不体面。何况，陈诚、委员长都有可能要见你。”
叶挺的回答却非常干脆：“不获无条件释放，绝不理发。”短短一句话，把自己的立场嵌在一个小小的生活细节里。他不是不知道在酷热天气保持清洁有好处，也不是刻意表现“特殊”，但他清楚地知道，这次理发如果是为了某种“会见”做准备，那就等于配合了一场预设好的政治戏码。
沈醉反复劝说，提到天气、卫生、礼节，话说得不重，只是步步紧逼。叶挺却始终不松口，只说：“不必操心，我忍受得住。”沈醉只好回去向戴笠报告，军统也只得暂时作罢。
不久之后，陈诚亲自来见叶挺。两人是黄埔旧识，曾在粤军共事。当年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，也有陈诚向蒋介石举荐的一份功劳。蒋介石安排这次会面，显然是希望陈诚能以“老同事”“老朋友”的身份开展工作。
多年不见，陈诚一见他，先是感慨岁月和监禁带来的改变，又不免替他“惋惜”。寒暄之后，他抛出了邀请——希望叶挺结束现在这种生活，出来担任副司令长官，随他去第六战区工作。表面看，是对旧日同僚的照顾，实际上，是想把他纳入军队体系，让他以另一种方式站到对立面。
叶挺没有被这番“重用论”冲昏头。他反问一句：“这是你个人的意思，还是委员长让你来做说客？”陈诚略一迟疑，笑得有点尴尬，说是蒋介石“很器重你，爱惜你这个人才，你这样的人总该出来做点事。”
这一番话，既有真心赞许，也带着明显的政治安排。叶挺压下胸中的怒气，把话说得一清二楚：“如果你真想帮我，就请你去劝蒋介石，无条件释放所有被俘新四军官兵。至于我本人，除了恢复自由，并让我继续担任新四军军长、带兵打鬼子，其余任何安排，都不能接受。”
这种回应，表面上是“谈条件”，实则表明了三个关键点：一是他仍把自己看作新四军军长，对被俘官兵负有责任；二是他坚持抗日立场不变，不愿被调离抗日前线去做其他“工作”；三是对蒋介石安排的副司令长官这样的位置毫无兴趣。
话说到这个程度，气氛已不太轻松。陈诚随后透露了一个决定性的消息：新四军番号已经被取消，军队名义上被宣布解散。听到这里，叶挺情绪再也按捺不住，质问陈诚：“你们这样做，有什么脸面去见国人？如何向炎黄子孙交代？”
这个问题，不是愤怒之下的夸张，而是对事实的追问。新四军多年在华中浴血抗战，却在皖南事变后被扣上“叛变”“抗命”等帽子，番号被取消。对于一个把“新四军军长”作为使命的军人来说，这种处理，等于是在政治上和历史上同时抹杀这支部队的功劳。
陈诚不好正面回答，只能劝他务实一点，“考虑一下以后怎么办”。面对叶挺坚持要无条件释放所有被俘新四军人员，他只得敷衍一句“会向委员长报告”，就此告辞。
临走时，叶挺提出了一个请求，希望能见到周恩来和郭沫若，并请陈诚代为向上面反映。这个请求很清楚地表明，他仍把自己看作人一方的人，希望与代表直接沟通，而不是在高层之间被转来转去。
不久，陈诚转达了蒋介石的答复：拒绝安排与周恩来、郭沫若会面。双方谈话告吹，场面颇为冷淡。
蒋介石见陈诚也无法突破叶挺，只好决定亲自登场与他会谈。关于这次会面，具体细节在史料中记载有限，但有一点可以确定：叶挺仍旧坚持自己的立场，没有在政治条件上松口。蒋介石劝降不成，便采取另一种方式——从生活待遇上下手，把他从洋房转移到看守所，再后来又搬到红炉厂半山坡的一间平房，环境封闭，几乎与世隔绝。
时间很快推进到1945年。抗日战争胜利在望，重庆的空气中充斥着复杂的味道。国共和谈被提上日程，释放政治犯成为谈判中的一个焦点。在谈判中明确提出，要蒋介石释放包括叶挺在内的政治犯。这条要求，与战后局势安排紧密相连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军统内部也开始为一些可能被释放的人做“评估”。叶挺被囚已有五年多，他一旦出狱，会怎么做？会去哪里？会说什么？这对高层来说，不是小事。
沈醉在这种情况下，又被安排去看望叶挺。他的好奇心不仅出于工作需要，也带点个人兴趣。毕竟，在他以往的经验里，那些在监狱里关了多年的军官，一旦重获自由，往往会先做两件事：找家人团聚，或者痛痛快快吃一顿多年没吃过的好菜，再不济也要先洗个澡、换身新衣。人之常情，不难理解。
那天，他见到叶挺，几句寒暄过后，话题渐渐绕到“出狱之后的打算”。他试探着问：“叶将军，将来如果出去，第一件事想做什么？”语气不轻不重，看上去像一问闲话，实际却是一次精心设计的“摸底”。
叶挺沉默了一下，没有顺着对方的话题去说“看看家人”“修养一阵”之类的普通回答，而是平静地说了一句：“将来出去，第一件要办的事，就是请求党恢复我的党籍。”
这句话不长，却含义极重。站在沈醉的角度，他一时没反应过来，心中冒出的第一个念头是：“叶挺不是早就十多年了吗？怎么还在惦记这件事？”他原本以为，叶挺自从离开莫斯科后，跟组织联系中断多年，身上那层党籍印记早就淡了。再加上这几年的监禁磨难，若说还有什么追求，大概也是个人处境、家庭安顿之类，没想到他提的第一件事，却是党籍问题。
沈醉当时并没有继续追问。他心里明白，若直接问“为什么这么看重党籍”，不太合适，也未必能得到真正的答案。他只好顺水推舟，说了句：“那很好，那很好。”表面应承，内心却充满疑问。
后来，他把这件事向戴笠汇报。戴笠听完之后，居然也愣住了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以他长期和打交道的经历，要说不知道对方意志顽强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但亲耳听到“出狱第一件事是请求恢复党籍”这个回答时，他仍旧感到震撼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才慢慢吐出一句：“人可怕，就可怕在这些地方。”
这句话，说是感叹，不如说是对一种精神力量的无奈承认。对他们来说，党籍在纸面上只是一种身份标记，可对叶挺这类人来说，它代表的却是信仰和归属。一旦认定了这条路，即便被误解、被关押、被威逼利诱，也不肯放弃。
多年以后，新中国成立，沈醉作为战犯被关押、改造。1956年前后，他获得特赦后前往西北参观，接触到更多事实资料和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，才慢慢明白，当年叶挺为何在那么艰难的处境中，还一心惦记着恢复党籍。
在他后来的回忆中，曾经有过这样的认知转变：并不是口号里那样简单，而是确实在为国家和人民谋求出路的政党。对于一个真正有理想的人来说，为了信念甘愿牺牲富贵、自由乃至生命，在他们看来，并不是什么“可怕的极端”，而是理所当然的选择。
从广州起义失败后的误解，到欧洲街头的流离，再到新四军军长的责任、皖南山林中的突围、监狱里的生死抉择，叶挺这一生绕了很大一圈。等到1945年，被问起“出狱之后第一件事做什么”时，他给出的那句回答，其实早已在1927年的广州、1933年的澳门、1938年的战场上，在每一次关键节点中反复酝酿过。
不难看出，他在政治道路上的犹豫和曲折是客观存在的，但在大方向上，对信仰与立场的选择却极少动摇。正因为如此，他在关押五年之后，仍然把“恢复党籍”放在所有个人诉求之前。这种排序，本身就是一种清晰的价值判断。
